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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书法审美特征与后世影响

点击次数:1955  发布日期:2016-7-7   编辑:市史志办 


    王羲之的三位启蒙老师都是钟繇书法的传人。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善行书和隶书,叔父王庾擅长书画。在两位父辈的启蒙下,王羲之自幼勤习书法,七岁时已经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蔡邕的《笔论》,忽然醒悟,加上刻苦练习,池水尽墨,书法上得到古代书法经典的要义。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庾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正是因为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书法获得很高的起点。

    其后,王羲之得到卫夫人(卫铄,272-349,今山西夏北县人)的进一步教导,然后转益多师,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解脱出来,放眼整个书法史中诸多精品,广闻博取、探源书理,并在大自然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从而跃上一个新的历史平台。他曾自述这一重要的转折:“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可以说,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获得高标独秀的文化视野。沈尹默认为:“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人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正是因为王羲之不泥于古,不背乎今,“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唐代张怀瓘《书断》认为:“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

    王羲之书法精进使得同代人刮目相看。当时著名书法家瘐翼、郗愔名声远播,瘐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瘐亮向王羲之求书法,羲之谦虚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但还是给瘐亮写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处见到王羲之写给瘐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日日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从瘐翼前抑后恭的态度转变中,不难看出同代名家对王书精进飞跃的认同和佩服。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龢《论书表》也说:“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瘐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正如张怀瓘《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总结王羲之学习书法的过程,可以见到其三个阶段的转化:

    其一,少年木讷而勤于书法。少年王羲之,就学于卫夫人,遵循钟繇书法,形成秀丽婉逸的书风。这一时期的书风被韩愈归纳为“羲之俗书趁姿媚”,而今已很难见到。而传卫夫人推荐王羲之的信《卫夫人书稽首和南帖》中说:“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

    其二,中年王羲之博采历代书法之长,全面继承传统。渡江之后,广游名山大川,博览秦汉以来篆隶的淳朴古茂,奇肆豪宕的作品,独有感悟,形成质朴丰茂的风格。王羲之开始觉得卫夫人的书法很好,后来醒悟了就义无反顾地进入“师法自然”阶段,游历大江南北,对酒旗、招牌等民间书法认真学习,感悟江南山水的清新,这种自然的熏陶和感染使他创造出颇具有南方气息的、以美秀韵取胜的魏晋书法的代表。

    其三,晚年王羲之勇于变法,善于创新,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而自成面目,终于完成从具有隶意朴质书体到娇美流变书风的蜕变,书法舍弃秦汉的丰碑巨额而走向尺牍简札的清逸,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时代全新的唯美书风。

王羲之众体皆备,而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草书,尤其是行书。其书法具有温润超迈、神骏典雅的美学特征。传世作品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四百六十五种,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至今已无任何真迹流传下来,现所能见到的多为摹拓本和以真迹为蓝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等。

    《兰亭序》是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日(三月三日)王羲之五十岁所书。王羲之与友人爱子共四十二人,宴集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祓禊之礼。古代文人十分注重行修禊之礼,《论语·先进》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赞美了这种徜徉于山水之间,使胸襟敞开,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和谐。时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之乐。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了。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兰亭序》。全幅无法而有法,点画情趣盎然,心手相应,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全篇集篆、隶、章草之法,中锋起转提按,意随笔转,线条如行云流水,字体极尽变化,楷草兼施,平稳中寓险峻,相同的字皆有不同表现,全文有二十余个“之”字,都加以变化,无一雷同。全幅意境浑穆,神气洞达,潇洒散朗如清风明月,乐中含悲悟生命玄理。可以说是境与神会,真气扑人。羲之酒醒后再写了十余遍,皆不及原作,可见艺术的神来之笔是不可重复的。《兰亭序》原帖相传已作为唐太宗的陪葬品埋入昭陵。唐人《兰亭序》摹本传世著名的有三帖,一是虞世南临本,一是褚遂良临本,一是冯承素摹本(响拓本)。冯本因钤有唐中宗“神龙”小印,又称“神龙本”,最能体现原作神韵。

    《乐毅论》是王羲之的小楷代表作。晋永和四年(348年)十二月写《乐毅论》。此书“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唐褚遂良),是羲之满意之作,并作为儿子王献之学书的范本。此帖虽为小楷,但笔法柔中寓刚,结构开纵横,行笔自然清丽,雍容和雅,寄怫郁之情于潇洒工整的秀丽小楷之中。

    《黄庭经》(小楷),虞龢《论书表》认为这是王羲之的换鹅书。王羲之生性爱鹅,山阴昙禳村有一位道士养了一群白鹅,羲之想购买,但道士坚拒,说如能为我写《黄庭经》(一误说为《道德经》)便将一群鹅相送。羲之于是便住了半日,写毕《黄庭经》,换回一群白鹅。李白有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该帖被列为正书第二(唐褚遂良《右军书目》),但因书作笔法与王羲之其他作品有不同之处,所以有人怀疑其可靠性。然总观其书,颇具王书神理,劲气内涵,风姿英挺,布局自然,笔法洒脱,为小楷上品。

    《快雪时晴帖》连同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被乾隆皇帝合称为“三希”,并称自己的书斋为“三希堂”。该帖为三希之首,是王羲之行书中楷则最为成熟的作品。作品是一件慎重的信札,为王羲之的精心之作,中锋裹锋,富于弹性,行气如虹,充分体现出一种寓圆于方的阳刚之美。

    《姨母帖》是王羲之书法中以拙朴高华胜的代表。《兰亭》以妍美为主,《快雪时晴》以骨力雄健为主,《姨母帖》以古朴为主。此帖摹拓极精,董其昌说:“观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可见传真度很高。该帖最能体现王羲之书法集大成的特点。他学张芝章草,书中横画,显得质拙古朴,仍存隶意,且多有横势;他学钟繇,增减骨肉,强化润色与婉态妍华,而自成面目。笔势遒劲,具有深邃高华之风韵和浓厚的书卷气。工稳中藏流动,古朴中含典雅,无一笔失所,无一画失节,百看不厌。最具晋人风格。

    宗白华说:“晋人风神不滞于物,这优美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表现他们自己的艺术,这就是行草书,行草书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画,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行草《丧乱帖》最能见出王羲之真情怀和真血性。此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羲之痛苦不安的心情。因无意于书,所以书法反而更自然,更显心性个性。开始三行写得比较平和规矩,行书笔意较浓,后两行草意转多,尤其是最后三行,已属逸笔草草,但性情之真与丧乱之痛却跃然纸上。此帖同《二谢帖》、《得示帖》共摹于一纸,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传说是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的。

    草书《初月帖》,作品以质朴和随意性给人以新奇的美感和逸笔草草的魅力。第二行最后一字“停”,先写右半部,后加左偏旁,以其行草流畅开草书倒插笔使转之先河。倒数第二行未“具”字写成“|”,一挥而下,力抵万钧。全帖点画狼藉,锋芒毕露,或似竹叶,或似兰蕊,尾款一点一画皆非直过,而是穷尽变化。结字大小不一,或长或短,欹斜平正皆随性情和字形而定,行距错落跌宕,变化莫测,使羲之颇受压抑的暮年在笔墨之中得到尽情抒发,具有气贯神完的感人力量。

    《行穰帖》(草书),用笔肥厚,圆浑,流畅,同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寒切帖》皆不类,但它那流畅的行笔和跌宕的章法,又可以见出羲之的草书风采。该帖已然打破章草的陈规,走出了自己全新的路子。笔力清劲,点划精到,节奏清新,格调典雅。右军的草书并非其最高成就,但他却奠定了草书艺术的基础,自晋代以来,凡作草书,无不受其影响。后来,王羲之的草书也遭到唐代书论家张怀瓘的批评,认为“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羲之书风是晋代尚“韵”书风的代表,传达出晋人尚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审美理想,这与唐代尚“法”的雄强阳刚书风的确不同。这仅是各自代表一代审美风尚而已,不宜强求一律。

    王羲之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总起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隶书、章草、草书揉合为行书,使行书书写规范化和写意化,将其在艺术上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同时强调线条的浑厚生动,以一种艺术感极强的随机态度对待提按、顿挫,绞转和行笔的力度、方向、节奏和空间切割,使书法作品通过线条的起伏流动,通过线条的粗细、曲直、干湿等变化,通过轻重坚柔、光润滞湿的墨痕,传达出人的心灵的焦灼,畅达、甜美、苦涩等情感意绪。线条中流动着书家的缕缕情思和艺术感觉,这种创造性的可视语言映衬出书家的精神意志和个性风貌。

    其次,在先秦汉魏的书法实用风尚中,首倡纯审美的书法欣赏风。这种欣赏已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成为一个阶层的雅好,一个时代的风尚。据传,“羲之罢会稽,住戢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夕仰于此,何乃书坏?’王曰:‘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虞龢《论书表》)一柄实用的竹扇值二十,一柄有书圣墨迹的竹扇值一百,这五倍之价,足见当时“市人”对纯书法的欣赏水平。老妪并不知书法作品的价值,当她省悟过来,在王羲之“笑而不答”的潇洒中,悔之晚矣。

    再次,勤奋创新,讲求书法有己意。王羲之七岁学书,十二岁识笔法,每日临书不辍,终身练笔不止。故居兰亭右军祠内有“墨池”,据说当年王羲之用池中水蘸笔习字,染黑了一池水。尔后,他遍访名山大川,学习各家书法,并悟到博取众长之后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面目,从此创出“王体”而自成一家。王羲之不仅在书法创作方面成为一代书圣,而且在书论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他的书法体现了晋人尚意重韵的书风:“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论书》)这可以说是魏晋时“意以象尽”、“言不尽意”的美学思想在书论中的表现。王羲之强调“意”,系指书家的心性情感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人的内心的悲喜哀乐和意绪情操。而且这“意”必须融入笔墨之中:“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书论》)书“意”还指书法的意趣笔韵,讲求飞动美、错落美、中和美,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

    可以说王羲之的风流儒雅,以素笺简牍为书,并以流美的行书作为主要书体,呈现出一种秀丽俊逸的书风。他对自己的书法自识颇高:“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意即我的楷书可跟钟繇分庭抗礼,草书则跟张芝不相上下或还超过了他!“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王羲之认为,只要自己刻苦努力,草书未必在张芝之下。

    王羲之书法对后世书法有深远的影响。其书法首先影响的是自己王氏家族,尤其是自己的儿子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他英年早逝(43岁),但书名与父亲齐名而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贤”。王献之受父亲影响很大。王羲之对献之期望很大,要求很严,亲自写《乐毅论》作为献之练字的范本,并积一生之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亲授爱子,以开启悟性并弘扬家学。

    王献之不负父望,在父亲的教诲下书艺大进。幼年时,献之学书就极为凝神专一,世有其父拔笔未脱的传说。通过学习《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父亲书法风格的《洛神赋》(又称“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

    王献之在继承父辈书风之上又能创新。他在十五、六岁时,就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他已经感到时风尚务简求变求美,必须将民间书法的“伪略”与章草的纵放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姿媚婉转,畅达宏阔的新体。在父亲书艺的巨大影子中,王献之勇敢地走出来,自创神骏妍美的“大令体”,即处于楷草之间的行草和行楷。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侧、纵敛、高低、长短的体势、增加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风格。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

    王献之性情较其父更为疏旷不羁,书法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势,行笔更快捷,情感在线条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开启了把气势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风格。献之的“一笔书”还在张芝“一笔书”之上更为完善,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转为行草气势不凡,一泻千里,毫无蕴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满张力的痛快淋漓的运笔和刚健有力的情绪宣泄,具有与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献之写字完全是兴之所致,乘兴而发。据传有一喜爱其书法的青年,特意穿了一件精白纱长衣前往献之处,引起了书家的兴趣,于是就在这素白的衣服上姿意书写一番。青年刚出门,马上被求书者蜂拥争抢,衣裂布断,只有一只袖子尚在其手中。可见献之书法的魅力。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轻自负,但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信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成规,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真正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说:“大王内擫,小王外拓。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内擫是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力)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研,不言而喻。”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觉醒和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从而超越汉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双峰。

    如今,王羲之的真迹已经一字无存(但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为传世真迹),传世书法全是复制品,流传较广大约有二百五十余件。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和书法理论首先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长子玄之善草书,次子凝之工草隶,三子焕之善行草书,五子徽之善正草书,六子操之善正行书,七子献之善草书。黄伯思《东观徐论》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生生不息,到王羲之七代孙(徽之的六代孙)隋代智永,仍然书法名播海内外。智永《真草千字文》影响颇大,其书法继承祖法,又勤奋习书,所以书名大振。相传,智永居永欣阁上临书30年,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别赠送给浙东各寺庙,写秃的毛笔装了好几瓮。《千字文》墨迹,深得二王精神,点画精到,笔势温润,结体谨严,表现出熟巧之趣。当时求书者及请题匾额者如市,所居的门槛被踏破,只好用铁皮裹上,被人们称之为“铁门限”。《书断》认为其“兼能诸体,于草最优”,列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宋代苏轼《东坡题跋》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所书帖大多不传,现传世书迹有《仿钟繇宣示表》,另有日本藏《真草千字文》。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也有几起几落的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龢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王羲之书名在当时名倾一朝,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则居于王献之之后。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梁武帝萧衍扭转这种尊小王贬大王的局面,率先推崇王羲之,认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并把当时书法座次“王献之—王羲之—钟繇”的排列,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这一品评几成定评。其后,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不仅全力收罗王书两千余件,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临摹《兰亭序》,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认为右军“尽善尽美”。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其后,武则天遍求王羲之书法,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宋太宗赵光义醉心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为《淳化阁帖》,帖中有一半是羲献的作品。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国书法正宗。

    由于王羲之书法不激不利的俊迈蕴藉、神骏天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精神,故而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隋代的智永,唐代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孙过庭,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王铎、近现代沈尹默、邓散木、白蕉等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欧阳询在《用笔论》中说:“冠绝古今,唯右军工逸少一人而已。”孙过庭在《书谱》中说:“且元常(钟繇)专工于隶书,伯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可谓草之圣。”张怀瓘《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宋代姜夔在《续书谱·真书》中云:“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说不尽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从汉魏的朴厚沉拙转为晋代的崇尚神韵,这是中国书法史发展的必然。神由韵生,韵因气显。王羲之书法中,清旷悠闲和散淡自然中,将晋韵中既清高矜持又潇散放诞的心性情怀淋漓尽致地表征出来。风韵是书法的神采,而自然则是一种高度形式美的要求。王羲之所张扬的神采韵味,从内容和形式和谐入手去臻达神采和形质的完美统一,成为中国书法文化中最为亮丽的风景,滋润并影响了一代代书法大家。

作者:王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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